清明前的雨总是下得缠绵。望着窗外被雨水洗得发亮的树叶，听着沙沙的雨声，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仿佛又回荡在我的耳边。四年了，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年了。
“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爷爷？”儿子小宇从房间里探出头来，手里拿着他画的一幅画——一个穿着军装的老人站在党旗前。“明天一早就去。”我抚摸着儿子的头应声后转身开始整理明天要带的东西——祭品、鲜花和父亲生前最爱喝的普洱茶，还有小宇画的这幅画。
不自觉间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——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绿色军装，母亲站在旁边，自己和哥哥分立两侧。那是父亲退休那年照的，背景就是这套79平方米的老房子。这套二手房是父亲唯一的房产，直到去世他都住在这里。我至今记得买房那天，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儿子，这房子虽小，但住着踏实。”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我还不懂这句话的分量。
“爸爸，爷爷真的是个大官吗？”小宇站在桌前，好奇地翻看着一个铁皮盒子，那是父亲留下的遗物。
“你爷爷曾经是县领导，但他可一点也没把自己当大官看。”我接过铁皮盒子答道。
“所以我们家才住这么小的房子吗？我在电视上看到当大官的都有大房子呀。”小宇眨着眼睛，问题直白得让我心头一紧。
我打开铁皮盒，里面整齐地放着父亲的退役士兵证、工作笔记和几枚奖章。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是父亲工整的字迹：宁可清贫自乐，不可浊富多忧——致自己，1990年3月。
“小宇，来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。”我把儿子拉到身边，手指轻抚过笔记本泛黄的纸页。
记得那是在2002年的夏天，那时我刚大学毕业，找工作四处碰壁。我的同学们有的进了机关，有的去了国企，而我的简历却石沉大海。那天晚上，我喝了点酒，红着眼睛冲进父亲的书房。“爸！您就帮我一次不行吗？您认识那么多人，打个招呼怎么了？”我把一叠被拒的信扔在父亲的书桌上。
当时父亲正在批阅文件，闻言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太阳穴：“儿子，坐。”“我不坐！”我声音哽咽，“您知道同学都怎么说我吗？说您这个领导是白当的，连自己儿子都安排不了！”
父亲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，他站起身，一米七八的个子在灯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——父亲很少发火，但一旦严肃起来，那种在部队历练出的威严让人不寒而栗。
“杨卫国！”父亲很少直呼我的全名，“你记住，工作要讲纪律，做人要讲原则。我这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私人要求，你是我儿子，更不能破这个例。”
“那妈呢？”我不服气地反驳，“妈妈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工作，您要是肯开口……”
“够了！”父亲一掌拍在桌上，茶杯震得哗啦响，“你妈是农村户口，按政策转不了正，这是规定！我要是为你妈破例，明天就会有十个、百个人来找我破例！”
我记得自己当时摔门而出，在街上游荡到凌晨。回家时，发现父亲还在书房，灯亮着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见我回来，父亲只是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张写有招聘临时工信息的纸条，说让我去试试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父亲在县里公开信息栏上看到的招聘信息。
“爸爸，你哭了？”小宇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滴在了铁皮盒上。
“没事。”我擦了擦眼睛，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轻声说道。
“爷爷是个好人吗？”小宇似懂非懂地问道。我坚定地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爷爷绝对是个好人。”
“是啊，好人…… ”我哽咽着重复，仿佛又听见父亲在说：“工作要讲纪律，做人要讲原则。”
“爸爸，爷爷为什么这么……”小宇搜索着词汇，“这么固执？”
我把儿子搂进怀里：“这不是固执，是原则，是坚持。”
窗外，雨停了。我收拾好铁皮盒，准备明天的扫墓用品。我还特意带上了一些我和儿子获得的一些证书复印件——这是父亲最想看到的。
睡前，小宇突然问：“爸爸，我长大后也要像爷爷那样吗？”
我心头一热，蹲下身平视着儿子说：“你长大了不一定要当官，但你要像爷爷那样做人——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我带着儿子来到父亲坟前，父亲的碑文很简单，没有冗长的头衔，但是“党员”这两个字此刻显得格外耀眼。我摆好祭品，点燃香烛，小宇则认真地把那幅画放在墓碑前。
“爸，我和小宇来看您了。”我斟了一杯普洱茶，轻轻洒在墓前，“您放心，您教我的，我都记着。现在，我也这样教您孙子小宇的……”
小宇突然跪下，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，然后挺直腰板，像个小军人一样说：“爷爷，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，做个好人！”
一阵风吹过，墓前的松枝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回应。我抬头，看见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父亲的墓碑上，那简朴的碑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